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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拯救阅读

2017-11-20 05:05

拯救阅读

相对于纸质书阅读率的连年下跌,数字阅读率却在日益增长。

电子阅读器貌似在拯救阅读,让读书的人多了起来。但是,“读书的人”和“读书人”有着本质的不同,数字阅读的浅层化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对阅读本身造成了伤害。

数字阅读,容易陷入浏览式、随意性、跳跃性、碎片化。这种阅读习惯将致使思维能力弱化,最终导致文化底蕴散失。

传统认为,阅读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也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照此而言,阅读的深与浅对一个社会精神气质的形成和走向至关重要。

图/CFP

要避免数字阅读可能带来的“浅阅读”倾向,将信息化为知识,将碎片化为体系,则需要解决数字出版内容滞后、数字出版版权保护等等一系列棘手问题,并且在硬件开发上不断创新,让沉浸式的“深阅读”在电子世界里也能觅到栖身之地。

身处在知识飞速更新换代的今天,我们手中的书本是什么形式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坚持一种深得人类菁华滋养的阅读习惯。读书并非敲门砖,也不是应付日子,而是提高我们生命质量的最佳途径、开发生命资源的最好手段。“人生没有绝路,任何情况下,弦歌不辍都是活着的最大依靠。”

“深阅读”濒危

“无论如何,只要在阅读,就是一个好的开端。”

本刊记者/陈薇

美国科普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曾写过这样一篇科幻小说。在2155 年 5 月 17 日,小男孩马琪发现了一本爷爷曾向他描述过的、真正的书。

“书页已经发黄,皱皱巴巴的,书上的字全都静立不动,一点儿也不像他们平常在荧光屏上看到的‘书’那样,顺序移动。读到后面,再翻回来看前面的一页,刚刚读过的那些字仍然停留在原地。”

马琪感慨着爷爷生活的年代,“他们那时候多有趣啊”——这也是这篇科幻小说的名字。

2155年,那是未来140多年后。不过,如果以当下电子书攻城略地的速度来推测,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很可能被提前。

2011年7月底,因租约到期、租金上涨,上海季风书园来福士广场店将关门停业。前不久,有着16年历史的北京著名人文学术书店风入松已然歇业。尽管风入松书店董事长王洪彬表示书店正在寻找新址重新开业,但疑虑与担心仍扑面而来:实体书店,特别是人文学术书店能否继续“诗意地栖居”?中国国民阅读,需要拯救吗?

阅读转型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王余光觉得,最近两年,关于阅读的争论似乎少了一些。他记得在2007年前后,关于“浅阅读”“深阅读”的讨论不绝于耳。

引起学者恐慌的一个背景是,在从1999年第一次到2005年第四次的全国阅读调查中,纸质图书阅读率已经连续4次下跌,从60.4%降至48.7%。这个数字传递出危险的讯号:至少有一半中国人已经不看纸质书了。

2009年4月,王余光发表了一篇论文《我们不得不面临的时代》,提出我们在面临阅读转型。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阅读转型是从手抄书到雕版印刷;第二次是机械印刷和新式教育的变革;而第三次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电视、电脑和手机等电子媒介,几乎影响了每一位阅读人。

在文章的末尾,王余光称,“浅阅读、读图与读网是当前阅读的主要特征……在阅读文本的选择上,我本人仍然是一位保守主义者”。

部分学者认为,“浅阅读”是浏览式、随意性、跳跃性、碎片化的阅读习惯,符合大众流行文化与消费文化的基本特质。浅阅读将引向功利性阅读、思维能力弱化,最终导致文化底蕴散失、降低民族素质。而这一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数字阅读的思维方式所致。

为此,全国政协常委朱永新和部分作家提出设立“国家阅读节”,引发学者余秋雨的公开反驳。赞成、反对,质疑、拥护,有关阅读的讨论一时持续升温。

与此同时,国民网上阅读率大幅攀升。随着电子阅读器、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的发展,数字出版与数字阅读声势渐涨。尽管仍有人将数字阅读与浅阅读等同,但有更多的学者和受益者开始为数字阅读正名。一位网友的发言颇具代表性:“我也喜欢纸质书,但至少现在没人捧着竹简看了!”

渐渐地,人们不再执著于深浅阅读的阅读形态与利弊之争。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是,纸质阅读和电子阅读(或深阅读和浅阅读)之间只有分立,没有对立。它们泾渭分明,但能够同时存在,对阅读者而言,只是意味着宽泛的各取所需和不同的阅读快感。

《中国新闻周刊》与新浪网联合的网络问卷调查结论佐证了这一事实。在5089位参与者中,“既读电子书,也读纸质书”的读者占到6成以上(截至2011年7月8日)。而单选“纸质书”与“电子书”的读者则大致持平,仅为15%左右。

今年初,王余光教授曾应山东省公安厅之邀,为警察们作一场关于经典阅读与深度阅读的讲座。返程时,一位警察为了与他讨论,甚至坐上火车跟到北京。这位警察拿出自己的iPad,打开《孙子兵法》阅读程序。界面上,有原文、有注释、有翻译、有图示,甚至还有动画效果。

“这样的东西,年轻人才爱读。你让我读纸本的,但是我读不下去啊。”这位警察最后力劝王余光教授,以后应该大力倡导类似的经典名著程序开发。

王教授觉得,这位年轻人说得不无道理。事实上,“阅读习惯的改变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是读书还是读网,这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读什么内容。”

阅读的人口多了,深度阅读才会扩大

几年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系教授陶东风曾组织文艺学沙龙,本系教师和学生都可以参加。每次指定一本书目,如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之类,大家各自阅读,两周后聚会讨论。然而,沙龙在两三次之后就坚持不下去了,因为大家难以完成这个限时的阅读任务,“越拖越长,自己都觉得没什么意思了。”

他也想过将这本书推荐给19岁的女儿看,可惜女儿没有兴趣。她和同学们,喜欢上网或是用手机阅读玄幻、青春类故事,比如日本台湾的耽美小说、韩国校园小说这类。而他的妻子,则钟爱养生类书籍。

在陶东风教授看来,近些年,国民阅读呈现越来越明显的实用性、工具化倾向,在实用、物质、身体色彩迅速增加的同时,审美、人文、精神的维度日益萎缩。他称之为“‘过日子’时代的大众阅读”。

而在上世纪80年代,国民阅读面貌大为不同。当时中国社会各界,从知识分子到一般大众,保持着对于政治理想与人生价值重建的极高热情。陶东风的书柜里,仍整齐收藏着《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走向未来丛书》中的部分作品。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深度阅读,是很危险的。”王余光教授表示。而拯救深度阅读人口的基础仍是扩大阅读人口,“就像一个金字塔,阅读人口的基数越大,深度阅读的基数就大。如果一个民族连阅读习惯都没有,深度阅读的人数相应就会非常小。”

在美国,克林顿政府曾提出“美国阅读挑战”运动,大力提倡读书。2005年,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还首次举办了“读吧!新加坡”(Read!Singapore)活动,培养国人阅读风气。

2006年,在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的倡导下,中国从国家层面推动全民阅读活动。2006年4月,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了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后更名为“阅读推广委员会”),以倡导图书馆界走出内部交流、重视社会影响,推动全民阅读。从2007年起,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项目也由每两年一次改为每年一次,从经费自筹升级为国家财政部专项资助公益性出版科研项目。

然而,在中国西部地区,一个贫困县可能仍然没有图书馆。在政府力量之外,民间的读书会、读书沙龙等社会读书活动,与台湾等地相比差距甚大。王余光教授曾特别关注过民间图书馆——有的馆长以捡拾破烂为生,却积攒起几百本图书,供亲邻借阅。

从2008年发布的第五次国民阅读调查开始,纸质图书阅读率终于止跌反升了。第一次回升0.1个百分点,第二次是0.5。今年4月发布的第八次调查显示,图书、报纸、杂志的阅读率仍在继续上扬。而包括书、报刊和数字出版物在内,各种媒介的综合阅读率达77.1%。可以推测,强劲增长的数字阅读与稳固增长的纸质阅读之间,正呈现着相互冲突却又共生共荣的复杂态势。

在时代发展的大背景下,陶东风教授称,不必刻意区分深浅阅读或是纸质电子阅读,提倡“中阅读”更为现实。比如,在社科及人文领域,最近几年,以案例而不是理论为引,以通俗语言传递深刻内涵的书籍越来越多,如李零《丧家狗》、刘瑜《民主的细节》等等。

“无论如何,只要在阅读,就是一个好的开端”,王余光教授说。或许,对于阅读的未来,我们可心存谨慎,但亦抱有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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